正在召开的2024年全国两会，再度成为各大基金公司投研团队关注的焦点。按照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分开来看，供给端，以数字经济、新兴氢能、新材料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成为基金的布局重点；需求端，多家基金公司认为，在内循环大背景下，政策支持的大众消费、设备更新迎来投资机遇。

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，解决金融领域的矛盾和问题，关键是渡过两个难关：一是渡过大转型的风险难关，二是渡过大国博弈的金融难关。

5月18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金融学论坛上，刘元春指出，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面临四大挑战和问题，例如我国金融体系仍然存在着金融市场结构不均衡、市场机制不够成熟、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问题，处于“大而不强”的状态，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，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，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。他表示，在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过程中，不仅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在现实运行中的各种表现及其演化的模式，更为重要的是要梳理清楚这些挑战和问题产生的核心逻辑。

对此，刘元春表示，这些问题背后的逻辑是中国的超级转型，这种超级转型又与世界结构的超级转型相叠加，这就对风险管控工作产生了更高的要求。

刘元春指出，如何渡过转型的风险难关，如何渡过全面开放和大国博弈的金融难关，是我国迈向金融强国之路面临的两大关键问题。

刘元春认为，改革开放40多年，中国正处于一个大转型、大升级的阶段，增长速度、风险性质、结构特征都处于关键点。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金融、资产定价模式的内涵会发生根本性转变。增长速度的变化，会使宏观的无风险基准收益发生变异，出现下降。同时，支柱产业的转型、增长动能的转换、结构的大变异，意味着风险特性发生了变化，风险溢价的定价模式发生改变。

刘元春指出，现代大国冲突中，金融战成了核心枢纽，是现代大国博弈的关键。中国在迈向金融强国、大国崛起、民族复兴的道路上，货币崛起是关键，所以未来围绕支付体系、定价权力等一定会产生超级博弈。这些变化是考验金融最关键的一点，也是整个体系是否具备应对内生风险、外生风险、非传统风险的关键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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胥会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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